為什么中國企業對國際政治風險常常后知后覺

諸正的國別投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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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攝圖網)

作者|諸正 來源|諸正的國別投資策略(ID:gh_825acc508e89)

近幾天來,美國準備封禁Tiktok成為了熱門新聞。從中興到華為再到字節跳動,美國政府打壓中國科技企業的意圖已經非常明顯。然而,很多中國企業似乎并沒有做好面對國際政治環境巨變的準備。以字節跳動為例,距中美科技戰開始已經有兩年多的時間,可是直到美國揚言封禁Tiktok,這家科技巨頭才匆忙擴大自己的國際公共政策團隊;也正是從這段時間開始,字節跳動的北京總部才頻繁組織研討會,聽取外部專家對中美關系的看法,以上這些做法未免給人一種亡羊補牢的印象。不只是在美國,中國企業之前在利比亞、委內瑞拉等發展中國家也受到了政治事件的重創,因此我們需要剖析為什么中國企業對國際政治風險常常后知后覺。

根據筆者的觀察,企業內部缺乏相應的人事安排和資金分配是造成以上問題的最直接原因。以國內另一家互聯網巨頭為例。筆者了解到,雖然這家科技巨頭在全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業務,但在2020年前,它的中國總部里居然沒有專人負責國際政治風險的分析工作。與中國企業不同,美國企業早已有了這樣的意識,在國際政經領域專門安排相應的人力和物力進行分析工作,一些跨國企業甚至還邀請前外交官作為高管來為企業海外業務出謀劃策。筆者之前曾在紐約榮鼎咨詢公司工作,這家公司的主要業務就是為歐美企業提供全球政經方面的咨詢服務,它的客戶企業里都有專人負責全球宏觀的研究工作。近年來,隨著國際政治環境的惡化,西方企業對這個領域的咨詢需求正在不斷上升,這使得就連安永和貝恩這樣的會計師事務所和管理咨詢公司也相繼成立了自己的地緣政經分析部門。然而,正如我在《海外投資:中國需要自己的政治風險咨詢公司》一文中所指出的,這些美國公司的分析角度是基于美國地緣政治的現狀,與我國的外部戰略環境非常不同,因此中國企業不能簡單地把國際政治分析的需求外包給這些西方咨詢公司。

在近幾年的時間里,筆者對不少擁有海外業務的國內上市公司的高管進行了訪談。筆者在訪談后認為,很多受訪者并沒有意識到對海外政治風險進行跟蹤和預警的價值所在,因此這些企業里一定有律師和公關經理負責海外業務,但不一定有國際公共政策分析師。這種人事構成在風平浪靜的年代還好,但到了政治危機高發的今天就容易造成亡羊補牢的后果。一個真正有戰略眼光的企業應該能夠洞察未來的趨勢,并針對可能發生的風險事件提早做好準備,這在政策方面離不開政治分析師。舉例來說,我在2015年底公開發表的預測文章《2016年影響海外投資的十大政治風險》中,把合規風險放在了第四位。筆者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預判,是因為我通過追蹤美國智庫研究員和前政府官員的公開講話,發現美國政界越來越傾向于用金融和法律手段來達到其外交政策的目的。果然,在文章發表后不久,美國政府就因為對伊朗違規出口而制裁了中興。然而,中興并沒有在合規上吸取經驗教訓,直到在2018年再次被美國政府出口管制才慌忙擴大國際合規部。中興要是對美國政治動向更加敏感一些,也不至于落到這么被動的境地。

除了企業高管忽視政治風險外,中國國際政治研究界魚龍混雜的局面也給企業了解世界局勢造成了困難。國際政治是一門門檻較低的學科,連出租車司機也可以對國際熱點事件進行評論。然而,當一個分析師真正踏入這個領域時,才會發現真正的專家和偽專家的預測準確率之間可以大相徑庭。筆者曾在美國外交政策領域排名第一的國際戰略與問題研究中心(CSIS)工作,回國后對比發現,國內智庫的確存在著鄭永年教授所講的“有庫無智”的現象。體制性的原因筆者在這里就不展開討論了,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看筆者寫的《為什么中國國際關系界經常預測失準》一文。我在那篇文章里還指出,國內一些網紅國際問題專家們的很多觀點在事后被多次證明是錯誤的。因此,在招募研究員對國際政治和政策風險進行分析時,企業應該回溯這些研究員先前的預測結果,以預測準確性而不是名氣作為篩選標準。

從英國脫歐到中印邊境沖突,從中興事件到Tiktok事件,全球地緣政治風險的上升趨勢已經非常明顯。在這樣的新環境下,中國企業需要把對公共政策的重視程度上升到與經濟和法律同樣的高度,在海外戰略決策中把國際政治因素考慮在內。無論是采取外包還是內置的方式,對國際政治風險的跟蹤和預測都應該成為中國企業海外運營的日常工作。

編者按: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諸正的國別投資策略(ID:gh_825acc508e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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